到清朝亡国立宪也没有成功,若立宪成功了,大清是否会多活几年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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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清朝亡国立宪也没有成功,若立宪成功了,大清是否会多活几年?

清朝末期,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了一场,由上而下、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。

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,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,建立君主立宪政体。经济上推行“殖产兴业”,学习欧美技术,进行工业化浪潮,并且,提倡“文明开化”、社会生活欧洲化,大力发展教育等。最终,这次改革,使得日本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,更使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。

自此,中国与西方的差距,也让国人有了学习的对象及动机,于是,民众纷纷呼吁:要对旧制度进行改革。这其中,呼声最高的改革就是“立宪”,后人,将这些主张推行改革的大臣也称为“立宪派”。在当时的环境下,“立宪派”的臣民有很多,不单单包括留洋的学生及新式学堂的学生,还包括当地的士绅、富甲。

光绪二十七年,当慈禧老佛爷带着光绪帝还在西安避难之时,改革就已经悄悄的开始了。最重要的一项改革,应该是改革应付外国事务的部门,这个部门后来被改名为“外务部”。由于,国内的义和团运动,西方人急切需要清政府建立一个对接部门来处理西方人的需求,外务部就是在这种压力下成立起来的。

可是,之后的改革停滞不前,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官员制度,或者宣贯一下当年戊戌变法的内容。有了这股学习变法的浪潮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异常兴奋,立即鼓吹变革,在社会上制造舆论,让大家都参与到这场变革中来。在全民都被调动起来的时候,朝廷单单改一下官员制度已经不能让大家满意了,所有,必须大力推动改革。

立宪派人士要求:改革要彻底,必须完全跟西方接壤。

1904年,日本和俄国在我们境内打仗,这次是日本赢了,赢得很是彻底。在现在看来,这是中国的耻辱,竟然有其它国家为了中国的土地而在中国本土打仗,中国却无动于衷。但是,在当时,很多人愿意去给日本人做密探,或者给俄国人做密探,一些运气差的密探,就被砍头了,甚至,后来还被拍成纪录片。

那时候,鲁迅正好在日本留学,看到了国人甘愿为日本人牺牲的情形,愤怒的放弃了医学,转而从事文学创作。另一部分国人还是以看热闹的心情看待这次日俄大战,尤其是日本获胜后,那些渴望变革的人都异常兴奋。在这次战争之前,保守的人觉得俄国会打赢,而支持变革的人希望日本能够打赢。现在,日本打赢了,在立宪派看来,这是一种激励。

那么,为什么这么说呢?

因为,这是亚洲人首次打破欧洲人的神话,也让他们知道:只要国家进行变革,自己则迟早可以像日本一样战胜这些侵略国。这次战争给很多国人带来了希望,至于战争的性质,他们就不那么关心了。当然,这次的事件也惊动到深居皇宫的西太后。自从日俄战罢,签订调解合约后,皇宫内外就没有以前那么安静了,蠢蠢欲动的大臣越来越多。

宫廷外的张謇和汤寿潜开始鼓动百姓,要求朝廷尽快立宪。宫廷内也不得安宁,很多达官贵人都坐不住了,总想做些什么。朝廷上袁世凯和瞿鸿禨是相互敌对的,总是相互攻击,但是,在立宪问题上,他们却出奇得一致,要求大清应该建立新的宪法了。甚至,平常名声不好、受到太后器重的庆亲王,也站出来要求要改革。

不但如此,地方总督张之洞和周馥也表现出对立宪的热情,地方大员的奏折,一封封得递到西太后的面前,就堆在她的桌面上。经历过逃难的西太后,似乎也变得开明了起来,现在,整天和西方的公使夫人混在一起,可能还是有些看不惯,但是,太后还是得忍着,有时候,高兴了还会给这些夫人一些赏赐。

西方的文化传播到中国,太后老太太还是比较担心的,她担心皇族的地位会不保,担心国家局势会动荡。现在,大家要求的立宪,到底是能够发展清政府的实力呢,还是会动摇清政府的地位?老太太自己的心里也没有底。这个时候,有一个人出现在了老太太的面前,他就是从日本学成归来的曹汝霖。后来,此人在五四运动中是卖国求荣的汉奸,但是,现在他还不是。

那个时候,曹汝霖的地位还很一般,但是,他懂得日本,是少数知道日本的专家之一。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卖国贼的渊源之一,可以追溯到1905年。这年的11月17日,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、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,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,而“日本通”曹汝霖,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。所以,后来被指责卖国。

西太后特旨召见了曹汝霖,在此之前,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提示,知道西太后的询问,肯定与日本的立宪运动有关。果然,西太后开门见山,一上来就询问关于日本变革的情况,包括:日本何时完成立宪、立宪之前到过哪些国家进行考察、究竟以哪个国家的宪法作为借鉴的基础、议会上下的两院是什么情况、议员是如何选举的等等问题。

从这里,我们也可以看出,西太后在召见曹汝霖之前,在西方立宪这一块也补习了一下,她也想弄懂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,怎么就比中国的制度要优越呢?

除此之外,西太后还特别想知道,日本开议会时,不同党派会不会相互攻击。之后,曹汝霖针对太后特别关心的问题回答道:开会总是免不了争吵,但是,一旦形成决议,两党肯定会团结一致,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。就像这次日俄战争,在战争前,日本内部有不同的声音,但是,到了天皇决定应战的那一刻,大家都会齐心协力,为日本能够打赢战争而出谋划策。

听到这里,西太后回了一句:“中国人坏就坏在不能团结一致。”曹汝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话语还没有消除老太后对立宪运动的顾忌,于是,连忙说道:“如果朝廷有了国会,一旦大家能够坐下来开会,肯定会团结的。”老太后询问原因,曹汝霖回答道:“团结是需要中心的,而宪法就是这个中心。”

对此,老太太还是有些不解,曹汝霖又说道:“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,是人民的代表;内阁总理大臣是皇上钦命的,拥有行政权。两个中心都是为宪法做事,如果,两个中心没有办法统一,内阁总理大臣可以解散议会,重新选举议员。只要选择了合适的议员,是可以达到和谐共处,君臣一心的。”西太后听了这番话,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曹汝霖的道理,不知道能不能说服西太后。但是,我们可以看到,清廷的改革明显加快了,立宪的步伐也加快了。1905年,朝廷派出五位大臣出去考察关于立宪的事情。第二年,清政府宣布立宪,由各省选出代表组成咨议局,中央的资政院也组建起来了。1908年,朝廷颁布了《钦定宪法大纲》,确认了立宪时间。1916年,国会成立。

当然,在此期间也有诸多诤谏者,试图以对抗中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忠贞,比如:内阁学士文海,文海在一纸奏折中指出立宪有六大错:

第一,五大臣以考察政治之名始,却以建议立宪终,属于偷梁换柱;

第二,立宪者建议裁撤军机大臣,设置内阁总理,有回归日本立宪前藩镇割据之嫌;

第三,中国法制纷繁详尽,立宪者动辄评议,属于剑走偏锋;

第四,中国与西洋各国风土人情各异,不能照搬法度;

第五,变法求速成,违背了立法宜缓不宜急的客观规律;

第六,预备立宪一起,原先已有起色之筹饷、练兵之举全部废弛,造成浪费。

西太后过世后,继承人开始拒绝变革,要把权利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于是,在1911年组成的皇族内阁中,几乎是清一色的满族人,没有人数众多的汉族人身影。皇族的这个动作让大家寒心,于是,革命无情的开始了,皇族被赶下了台,小皇帝还没懂事,就从皇位上跌下来了。

其实,清朝末期的皇族,大多属于保守派。清朝的立宪运动是向日本学习的,显得十分保守,大部分权利还是掌握在满人手里,只有少部分权利分给了实力强劲的汉人。所以,当初决定朝廷开展立宪运动的西太后,是知道需要提高汉人的地位,让他们有更多的行政权的。

可是,老太后的后人却不知道这个道理,还是固执得墨守陈规,抓住自己的权利不放,拒绝改革。由于,权利没有分散,皇族还是掌握大部分的权利,这次的运动也是一场“假立宪”运动。皇族的报应很快到来了,短短几个月,他们就被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改革派给推翻了。

为此,清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参考资料:

【《清史稿》、《明治维新》、《立宪运动》、《钦定宪法大纲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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